拍场新贵耀州窑,是如何成为市场新宠的?
《收藏家》杂志 2020年01月02日 16:05

本文摘选自《收藏家》201909期《拍场新贵——耀州窑》,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收藏家APP。

“市场就如同少女的心,永远猜不清楚。昨天还冷若冰霜,今天就热情如火。”与明清瓷两极分化不同的是,高古瓷的整体升温显然是跑在了政策放开之前。而近期市场中频频爆冷的独秀,非耀州窑莫属。耀州窑因地处陕西铜川市黄堡镇,旧称“铜川窑”或“黄堡窑”,由于宋金时期辖于耀州,故以习惯称之为“耀州窑”。

图1  五代 耀州窑凤柄狮流青瓷倒流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图1 五代 耀州窑凤柄狮流青瓷倒流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虽然不是跻身于耳熟能详的五大名窑,但耀州青瓷也因为剔刻精美,刀法犀利素有瓷中“范金琢玉”的美誉而备受藏家青睐。陕西历史博物馆藏的五代耀州凤柄狮流青瓷倒流壶(图1)更是使其神秘感倍增而名声大噪,成为古代科技智慧与艺术相结合的成功典范。近几年,由于古陶瓷学者对于所谓“柴窑”问题的进一步探讨,唇枪舌剑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使得耀州窑的关注度持续升温,搔弄着藏家敏感的神经。

耀州窑能够铸就今日的火爆市场,笔者以为与以下几点有关:

其一,高古瓷与明清瓷出现的价差鸿沟。高古瓷中不乏精美之作,所蕴含的艺术美学及稀缺程度都不亚于明清官窑,但是“价值”和“价格”始终不相匹配。笔者曾做过分析,目前高古瓷价格的整体飙升有赖于定窑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回归。由于定窑是宋代极简美学的代表之一,存世可流通的精品也相对较多,又有曾经良好的国际价格基础,所以藏家接受度更高。定窑的一系列高价引发了藏家对于其他窑口后市的期望,从而使得高古瓷全面升值。

其二,国际拍卖的引领。尤其是几位名人专场对于耀州窑热度的提升以及对其价值的认同。笔者将逐一分析,梳理耀州瓷器成为市场新宠的发展脉络。

图2  宋 耀州窑刻牡丹纹双耳瓶 香港邦瀚斯2014年拍品图2 宋 耀州窑刻牡丹纹双耳瓶 香港邦瀚斯2014年拍品

早在2014年香港邦瀚斯征集到已故藏家陈淑珍“奉文堂”的一批高古瓷,将其中157件作了“古雅致臻”专场。由于这批高古瓷涵盖了中国陶瓷史中各个时期多个窑口的典型器,所以这次被喻为“教科书”式的拍卖为藏家提供了一次全面了解市场认知的机会。其中本场的11件耀州青瓷悉数成交,为今后的普涨注入了强心剂。而一件宋代耀州窑刻牡丹纹双耳瓶(图2)更是以304万港币成为该专场的第二高价(注:本场第一高价为定窑),视为拉开了序幕。

图3  北宋 耀州窑青釉剔刻牡丹净瓶 香港苏富比2016年秋拍拍品图3 北宋 耀州窑青釉剔刻牡丹净瓶 香港苏富比2016年秋拍拍品

而真正检验耀州窑稀少品认知度的转折点,从而确定精品价值体系的形成,笔者认为是源于2016年香港苏富比为英国著名收藏家罗杰·琵金顿(Roger Pilkington)举办“赏心菁华”专场,一件北宋耀州窑剔刻牡丹纹净瓶(图3)的面世。众所周知,净瓶是高档的礼佛圣物,是一个时代宗教信仰与禅宗美学以及手工艺技术相结合的重要产物。虽然历史上很多重要的窑场都烧制过净瓶,但总量却不是很多。除了河南巩义窑唐代的净瓶较为常见外,其他窑场的瓷制净瓶很少在市场流通,尤其是器型俊美,品相完好的更是凤毛麟角。目前考古发掘最多的是1969年河北定州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处塔基地宫出土的定窑净瓶,大小共约28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之最。通过对这批定窑净瓶的研究发现,瓷制净瓶应该是当时社会地位较高的信徒为了盛大的宗教活动而特殊定烧的贡物,因其功能的特殊性与其他瓶类不尽相同,所以制作背景比较复杂,当时烧造量就不多,加之净瓶多为寺院遗址或地宫才偶有出土,所以民间能够收藏到的机会微乎其微。而耀州窑净瓶就更为罕见,截至目前类似尺寸的已知仅有两件完整品存世,而另一件则为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陕西历史博物馆亦有一件尺寸稍小的耀州青釉刻花净瓶收藏,唯釉色稍逊。苏富比拍卖的这件无论是品质还是传承上都是能勾起收藏家欲望的精品。由于起拍价较低,就连笔者也曾想倾囊一试运气,但其实心里也清楚在这种重要的专场里是没有什么便宜可捡的,毕竟一级市场已然成为资本逐鹿的舞台。最终这件宛如“曹衣出水”般清秀婀娜的橄榄青色净瓶以548万港币被国内藏家购藏。自此之后,耀州窑似乎是打开了价格封锁的壁垒,不仅精品价格屡屡创出新高,就连一般普品的价格也是风生水起。

图4  北宋至金 耀州窑青釉刻牡丹纹盖罐 香港苏富比2017年秋拍拍品图4 北宋至金 耀州窑青釉刻牡丹纹盖罐 香港苏富比2017年秋拍拍品

2017年10月香港苏富比秋拍,在以汝窑洗作为主打的“乐从堂”——俊雅清凝宋瓷专场中,一件仅13厘米直径的金代耀州窑青釉刻牡丹纹盖罐(图4)以490万港币成交,成为耀州窑小件精品在市场中藏家对其价值认同的表现。这件盖罐整体呈鼓墩造型,口和底部环绕贴塑一周梅花形的鼓钉,器身光素,仅在盖面上刻牡丹一朵,由于一改通体满刻纹饰的繁缛,反而更显得动静结合,张弛有度。1986年耀州窑遗址也出土过一件类似的盖罐,里面还存有围棋子。或许此罐造型旨在提醒对弈双方欲“一枝独秀”必当“一鼓作气”。也许连“乐从堂”主人曹兴诚也未曾料到,最后这件围棋罐高价成交,着实契合了耀州工匠以鼓为形“一鸣惊人”的美好夙愿。

图5  金代 耀州窑青釉玉壶春瓶 伦敦苏富比2018年拍品图5 金代 耀州窑青釉玉壶春瓶 伦敦苏富比2018年拍品

接下来的一年,耀州窑藏家也是频频出手利用资本横扫市场。2018年5月英国伦敦苏富比,一件金代耀州窑青釉玉壶春瓶(图5)引起了资本方的注意。此件玉壶春通体光素无纹,釉色青褐闪黄、莹润剔透,器身布满开片,是一件典型的金代耀州月白釉制品。其实这类玉壶春瓶在金代耀州窑中都算不上罕见品种,但因其品相良好并有着香港“养志堂”关善明以及香港华商徐展堂旧藏的出身,凭借1994年《关氏所藏宋代陶瓷》的著录,最终以近700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高出估价近12倍。而同一场其余的两件耀州窑器物也均以过百万的成绩被一扫而光。

图6  北宋 耀州窑刻蓉塘戏鹭纹嘟噜瓶 香港佳士得2018年拍品图6 北宋 耀州窑刻蓉塘戏鹭纹嘟噜瓶 香港佳士得2018年拍品

依然是2018年5月,香港佳士得“浮生闲趣”专场一件残拼的北宋耀州刻蓉塘戏鹭纹嘟噜瓶(图6)以212万港币成交。这件直径仅14厘米的小嘟噜瓶刻两组缠枝牡丹,枝叶繁密,花型丰腴,刀法刚劲有力,酣畅淋漓,花间缀以两只鹭鸟振翅嘤鸣,器型饱满、线条流畅,是台北“养德堂”主人杨俊雄的旧物。而2008年纽约苏富比时,估价8万美元却遇流标。恰好相隔十年,充分地显示出市场对于精品残器的包容和认同。自此,收藏高古瓷的国内藏家开始由“求品相”朝着“求品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图7  元 耀州窑开光贴塑力士八方型供器 北京保利2019春拍拍品图7 元 耀州窑开光贴塑力士八方型供器 北京保利2019春拍拍品

图8  钧窑八方供器 安思远旧藏图8 钧窑八方供器 安思远旧藏

图9  五代 耀州窑青釉剔刻牡丹纹莲瓣口葫芦形执壶 纽约苏富比2007年、北京保利2019年拍品图9 五代 耀州窑青釉剔刻牡丹纹莲瓣口葫芦形执壶 纽约苏富比2007年、北京保利2019年拍品

时隔一年,昔日的一幕再次上演。一件为了规避政策而标元代的耀州窑开光堆塑力士八方型供器(图7),在2019年北京保利春拍“佞宋——十面灵璧山居宋元清翫”专场中以414万元人民币成功易主。虽然残损严重,当年修复之处已经大面积变色,但因其身出名门,存世罕见而成为众多藏家轮番竞价的目标。此类八方型供器形似古代暖砚,分为上下两层。笔者在晚唐时期的定窑、邢窑,金代的钧窑以及河南青瓷中均见过类似的标本和残器,尚不明确具体用途,综合分析应与佛教礼器有关(图8)。此件2007年3月曾出现在纽约苏富比,估价10万美元。由于当时藏家对于精品残器的接受程度不高,同样遭遇流标。而同场仅一个标的之隔的五代耀州窑青釉剔刻牡丹纹莲瓣口葫芦形执壶(图9)却被国际大行以243万人民币的价格收入囊中。也许是机缘巧合,12年后“佞宋”专场这两件耀州瓷再次同场竞演。五代青釉耀州莲瓣口葫芦形执壶不负众望,成功卖出3047万人民币并一举创造了耀州瓷最高价。2019年,一件虽残终被慧眼识珠,另一件则被跨界的书画藏家捧为耀州标王,两者皆大欢喜。可见只要藏家耐得住寂寞,藏品经受得住考验,古董实是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用空间换金钱的长线投资。

近些年,随着物质充盈,城镇化脚步的加快,在压力和现实面前更多人开始呼唤内心的回归,倡导极简主义的生活理念。一时间明式家具、茶道、香道以及宋代美学方兴未艾。高古茶具也一直也是被逐鹿的目标之一。由于体积小,存量大,单价低,能实用,易上手等优点,热度一直未减。尤其是临宇山人旧藏的宋代建盏创造了7800万单价之后,用宋盏品茗几乎一夜成为大江南北茶客必备的标配。举杯一盏一盅之间,品悟儒释道中的天地方物。耀州茶盏价格的一路飙升与此可谓不无关联。

图10  五代 耀州窑花口斗笠盏 北京保利2019拍品图10 五代 耀州窑花口斗笠盏 北京保利2019拍品

图11 五代 耀州窑花口斗笠盏 大唐国际2019拍品图11 五代 耀州窑花口斗笠盏 大唐国际2019拍品

笔者20年前逛西安古玩市场,随处可见几十元的金代耀州光素小斗笠盏,近些年价格高峰时要三万多元一枚,虽然目前有所回落,但随着初级收藏者的增多,昔日那种三万元品质的也已难觅其踪,取而代之多是万元以内性价比等同的普品。耀州窑高价的茶盏多数是五代时期烧制的,由于这个时期的茶盏少有剔刻所以更是讲究制作的精细与造型的唯美。今年香港大唐国际与北京保利“佞宋”专场各上了一只五代耀州花口斗笠盏。两只口径相仿,均在12.5厘米,五瓣花口怒放呈伞状敞开,花瓣间的脊背高高隆起,挺括有力,曲折翻转中如旋转的裙摆,无不展现工匠高超的制作技巧与极高的审美品位。两件虽同属上乘之作,但保利这件花口盏(图10)在盏心处多了一道旋纹使得整体更为规矩,且釉色更为匀净娇嫩。相比之下,大唐国际的花口盏(图11)底心有些微偏,整体略显失圆,虽传是好莱坞巨星奥黛丽·赫本的旧藏,但因为她在中国艺术品方面并没有自己独特的收藏体系,所以仅以50万港币落锤。

时隔仅一个月后保利“佞宋”上拍的这件小盏历经“沐文堂”“十面灵璧山居”Eskennazi等多位藏家加持且有《关氏藏宋代陶瓷》出版及香港艺术博物馆展览的背书,导致场上竞争激烈。5万人民币起拍,举牌者络绎不绝,有些干脆就持牌不放。笔者也是一路紧跟,无奈地观其“水涨船高”。但是毕竟这是资本演绎的舞台,经过大行家激烈的“搏杀”,最终还是被那位从书画拍卖厅过来看看“热闹”的跨界藏家以207万元人民币摘走。可见,艺术品领域的“名人效应”更看重的是其在收藏业内的专业影响力和审美眼光,而并非社会地位与名气。不过从一荣俱荣的角度看,由于保利“盏王”的诞生,香港那件花口盏也增值了不少,这也是收藏能够获得快乐的一部分。

其实,对于无可复制的艺术品来说,精品的价格没有固定的参考。资本市场的介入,只是加快了精品应该天价的步伐。“价值”与“价格”正朝着有序并且理性的方向齐头并举。而在精品货源短缺,资本方介入的当下,高古瓷的收藏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和眼光才能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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